英文裡面有一句格言說得很好：「A picture tells a story of a thousand words」。意思是說，一張好的圖畫，裡面可以蘊含著許多作者想要表達的意境與故事；同樣的，一張泛黃的老照片，裡面其實也可以訴說著許多照片背後不為人知的觀點與想法。在所有的學科當中最愛拍照的，應該就是需要四處蹲點跑田野的民族學家了。在那個還沒有數位相機、照片還是黑白、攝影機也不甚發達的年代裡，民族學家們為了把田野調查的點滴做成記錄，照片便成為他們能夠記錄田野「真相」的最佳利器了。 不過，鏡頭畢竟是有侷限的，儘管最廣角的鏡頭，還是沒有辦法把所有的事物鉅細靡遺地拍攝下來，至少，在那個還沒有發明360度環景攝影的年代裡，這樣的侷限確實是存在的。於是乎，鏡頭以外的畫面，按下快門前後發生的故事，以及鏡頭無法拍攝到的那些被拍攝者的內心世界，似乎就更加值得去探究。 西元1929至1943年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的研究人員，多次前往中國的「邊疆地區」進行民族學考察工作；透過多次的調查，研究人員蒐集了大批的文物、文書以及田野照片等調查資料。特別是中國西南地區，自古以來就帶著濃濃的邊緣色彩，偌大的面積，被高山、縱谷及河川切割地密密麻麻；群聚在這裡的人們似乎也像自然地貌一般，呈現出豐富的多民族色彩。由於地處邊陲，所以這裡一直是「什麼是中華民族？」這個概念中最模糊而又最需要被釐清的一個「國族邊緣地區」，再加上許多國防、政治與經濟的目的，許多早期中國民族研究者的田野調查地點，都集中在這裡；所存留下來的田野資料，也成為研究當代中國西南最重要的第一手史料。  | | 圖一．中研院調查隊伍照片，00003127 | 因此，本文想要從這些存留的田野資料，來探討這些資料背後的故事，希望藉此可以把這些值得討論的「民族學史」，透過照片所說的「話」，來與讀者們分享。 中國西南民族考察與史語所數位典藏計畫 關於史語所的民族學田野調查可以上朔自二十世紀的20年代末，調查者的足跡，在1930-40年代間，深入了廣西、湖南、貴州、雲南、四川以及西康等地各非漢族群的村寨之中[1]。在數次的田野工作裡，調查者們留下了五千多張的田野照片、八百多冊的民族文書、一千多件的民族文物，以及數段珍貴的黑白動態影片。 可惜的是，田野調查結束於中國政局最動亂的年代裡，兵馬倥傯使得這批資料一直沒有獲得妥善的整理與保存，大部分的資料一直存封於史語所的庫房裡，詳細的研究著錄更是付之闕如。 直到近十年間，在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TELDAP）與史語所的合作下，這批田野調查史料已進行數位化，並將成果呈現在中國西南少數民族資料庫當中，透過網際網路，供各地研究者與大眾進行瀏覽。而本文所討論的幾張田野照片，都可以在該資料庫當中的「田野照片」資料庫內找到。
[1] 王明珂，〈導讀〉，收入：黎光明、王元輝（著），王明珂（編校），
《川西民俗調查記錄1929》，頁19-20。 「被調查者」眼中的「調查者」 四○年代以前的中國西南，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區域。這個時期的民族調查行動，必須進入許多當時政府力量所不及之地。基於安全的考量，調查人員甚至必須請託各級政府與軍方派兵保護。但即便有軍隊隨行，許多地方也由於鴉片的種植與買賣，致使各路軍閥、盜匪、幫派毒梟在此混戰不已，危險的情況可想而知。加上沿途高山縱谷，交通橫阻，調查者遇山僱馬、逢水行舟，所經歷之艱辛與危險難以想像。對於成為「被調查者」的少數民族而言，這些來自「中央」的人是相當罕見的，加上他們帶了許多新穎的設備器材，所到之處，總引人側目。 這一張照片，是研究人員在1933年於湖南湘西（現在的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一帶所拍攝的苗族打鞦韆照片。調查者所要拍攝的，是這個以木頭或竹子搭設起來，有點像遊樂園裡面摩天輪的苗族節慶器材。但是，如果我們仔細看，在一旁圍觀的群眾，他們的眼神，全都集中在調查者的鏡頭。 對這些少數民族來說，打鞦韆或許司空見慣，但是，從中央來的人與他們帶來的照相機，才是新鮮的玩意兒。 調查者的侷限 然而，雖說當時的調查者帶的器材是當時最新穎的，但是與後代這類輕薄短小的數位設備相較，還是相當笨重與不便的。所以，這些研究人員所拍攝的照片，也會受到一些侷限。 下面兩組圖片中，黑白照片的部分，是芮逸夫先生於1943年，在四川南部的敘永縣馬家屯所拍攝的照片。彩色照片，則是史語所王明珂研究員於2007年到這裡進行田野調查時拍攝的古今對照照片。 | | | 圖五．苗人雨中搭田坎，00000887 | | | | | | 圖六．苗婦送飯，00000888 | 對於曾從事田野照片判讀工作的我們而言，最難解決的問題，就是拍照者到底要拍的是什麼？為什麼這樣拍？以及，相關照片彼此之間的關係。起先，我們也不知道上面這兩張黑白照片到底有什麼關連性？芮先生在拍照的時候，是要拍畫面中的人物，還是畫面中的地景地貌？唯一隻知道這兩張照片在編號的時候，被排在一前一後，以及照片上所註記的寥寥幾個字。 直到王先生於60多年後重訪此地，這個疑惑才讓我們恍然大悟。原來，這兩張照片，是在芮逸夫先生所借住的人家家門口，一張是右側的田埂，一張是左側的水塘。芮先生極有可能是將相機的腳架放在民家的曬穀場上，朝左右兩側各拍一張。畢竟，當時的相機，跟我們現在的數位餅乾機相比，既重又不方便，架好了腳架，很自然地會想要朝兩側多拍幾張。而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雲南南臘鄉的甘勐[2]。 | | | 圖七．岡猛附近山脈，00001588 | | | | | | 圖八．岡猛附近山脈，00001589 |
[2] 關於甘勐這一段畫面的拍攝經過，可見：王明珂，〈尋訪凌純聲、芮逸夫兩先生的足跡：史語所早期中國西南民族調查的回顧〉，收入：《古今論衡》18期（台北：2008.10）：25-26。 調查者的「典範想像」 史語所的老所長傅斯年先生曾經在寫給黎光明先生（於1929年被史語所派往川西進行民族調查的助理員）的信中提到，要他在田野調查中，「多買物品」（特別是有文字的）、學習少數民族語言、「少亂走」並且要「多照相」[3]。這樣的田野調查原則，大致也成為後來幾次民族學調查的「準則」。因此，在有限的時間裡，研究人員如何把握時機，拍攝照片，蒐集資料，就成了每個調查者的一大挑戰。 可是，並不是每位調查者所到之處，都恰好可以碰到對的人、事、物。特別是調查者最想參與到的儀式類活動，大多都有其時間性，這種機會更是可遇不可求的。因此，調查者常必須要求被調查者「配合演出」，以期讓調查的內容更加豐富。 上面這組照片，黑白的拍攝於1943年的馬家屯，右側的老人，則是當年黑白照片裡的年輕小夥子。筆者於2009年前往馬家屯進行田野調查工作，意外地找到這位老人家，他的名字是古廷貴，是芮逸夫先生在敘永進行田野調查時在馬家屯協助芮先生的年輕人（這些都記載在芮先生的《川南苗族調查日誌1942-43》[4]中）。經過了一段時間的訪談，廷貴先生端詳著這張黑白照片看了許久。突然間，他說：「裡面的人，就是我！」照片中的年輕小夥子，拿著一把鐮刀站著，腰際背了一團不甚清楚的東西（我們起先以為是背包），芮先生關於這張照片的註記是：「苗人設網獵山羊」。廷貴先生說：「當初，芮先生就是要我站在這邊，假裝要捕山羊的樣子，我腰間掛的，就是一張網子。」靠著這段對話，我們瞭解了苗人的生產方式、捕獵工具、以及調查者請被調查者呈現出某些「典範性畫面」的過程。 這樣的要求，被調查者大多很樂意配合。但是，類似的情況，在之前的湘西調查（1933年）卻踢倒鐵板。湘西考察結束時，曾有湘西地方仕紳去函國民政府的蒙藏委員會，控告調查者「以苗俗古陋，多方採集，製成影片，以為談笑之資、娛樂之具、謀利之用」，並且認為調查者有「三大罪狀」：一、勒逼苗民殺牛祀神；二、逼索良家婦女打花鼓，肆淫樂，不從者鞭韃之後，罰款隨之；三、勒派伕役，供彼驅策。雖然，這些指控經過調查者的解釋之後，證實並沒有「勒逼」、「鞭韃」與「驅策」之事[5]，但卻可以看出，無論是調查者或是被調查者，其實都想要在這些照片中，呈現出一種「典範性」的少數民族特徵。為了呈現典範，照片中的畫面，常常因此而變成一種「想像中」的理想畫面。 就如同最後這張圖中的少數民族，遠遠看到人類學家要來進行田野調查，便趕緊要求族人，把所有「文明」的東西拿去藏起來。因為，這些都不是「典範畫面」中所應該出現的。這則漫畫，或許可為本文做一總結。我們當然不能批判這些照片是民族學家們「造假」出來的，但是，當民族學家們希望呈現出一個典範性的畫面時，往往讓這個少數民族因此被「定型」，成為後代研究者所認同的「歷史想像」，或進而成為一種「歷史事實」。這樣的畫面，或許就成為後代牢不可破的典範。這一點，或許是每一個從事民族學調查工作的工作者，所必須反思的。
[3] 傅斯年，《史語所公文書檔》，元115-20-10。 [4] 芮逸夫著，王明珂編校、導讀，《川南苗族調查日誌1942-43》
（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3）。 [5] 王明珂，〈國族邊緣、邊界與變遷〉，收入：《新史學》21卷3期（台北：2010）：37。 當調查者透過相機的取景鏡按下快門捕捉到的那一瞬間，其實也意味著在取景鏡外頭的畫面被調查者所捨棄。從一張張泛黃的田野照片當中，我們看到了被調查者的好奇、調查者的侷限，以及民族的「典範畫面」。一張好的照片，可以告訴我們許許多多故事。而在故事當中，我們也反思許多事情。你也想聽這些黑白照片說說它們的故事嗎？何不來逛逛中國西南少數民族資料庫吧？ 【延伸閱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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