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前些日子送來一篇醫學期刊論文，提到許多國家都出現了抗藥性細菌的問題，其中作者認為這些國家會發生這樣的危機，恐怕跟二次大戰後大量的抗生素濫用脫不了干係。這名朋友恰好是現職感染科的醫師，當然毫不猶豫地隨之怪罪那時的醫界。然而，當我好奇問起是哪些藥廠製造的抗生素在臺灣流通時，他的回答卻很難滿足我：「誰作的我不知道啦！反正就是那一堆XX黴素就對了。」在一股考據癖和多年與他抬槓的樂趣驅使下，我稍後用e-mail回了他一張照片。那是張我收集戰後初期臺灣醫藥材料時，意外取得的一個藥盒包裝，上面文字早已因年代久遠而模糊不清，勉強只看得到底下印有當時流行的「中美合作」標誌。但真正引起我注意的卻是，在盒側的一方，不知是誰，也許是當年拆封的護士或藥師、醫師，寫下了「美國萬靈丹」這五個字。「美國萬靈丹」！這可是個有趣的說法。從甚麼時候開始，美國藥業的製品成了臺灣社會信賴的萬靈丹？ 打從日治時代開始，臺灣社會對現代醫學方面的認知，似乎總揮不去「外來和尚會唸經」的影子。殖民時期以牛痘術取代傳統漢醫人痘術的成功經驗，加上各個州廳陸續興修外觀宏偉的各式官立醫院，更別提那一群群畢業自臺北醫學校、總督府醫專、或帝大醫學部的臺籍醫師，這些都是推動臺灣社會相信「西醫」的動力來源。於是，看病打針成了臺灣社會接觸西方文明的一個管道。1945年的日本戰敗，不僅標誌著一個殖民帝國的餘暉落日，也是西洋醫學勢力代表的改弦易轍。二戰後的美國既是唯一未受戰火波及的戰勝國，也是當時唯一有醫療輸出能力的國家。或許就在這般歷史情境與氛圍中，臺灣社會隨著進入冷戰政治，接受美援而有了「美國萬靈丹」的想法。於是這時臺灣的公共衛生可不只有醫療與衛教，還沾染上了那麼一點點的政治味。這樣說來，抗生素就真不只是個藥品，而像是美國人送給臺灣的訂盟信物。 其實，美國抗生素在臺灣出現濫用現象之前，臺灣社會早已臣服於美援DDT的萬用功效。從殺蚊子、環境清潔，到直接於髮間噴灑以滅除頭蝨，這款今日被視為環境殺手的藥劑，在60年代以前的臺灣可是各界爭相要求的美援醫藥聖品。或許就是在這樣的氣氛鋪陳下，一波波美國醫藥的影響隨之而來，臺灣社會也在生存的要求下，未曾慮及藥既能救人也能害人的本質。立足在過去種牛痘的經驗上，一堆堆國民學校的學童挽起袖子，排隊接受保健室阿姨的注射，這些預防注射從早期讓我前排女生一把眼淚、一把鼻涕打完的BCG疫苗，到後來隔壁小胖居然要跟他小弟搶食的沙賓口服疫苗，臺灣有一群5、6年級生幾乎「無役不與」，只是因為政府文宣往往明示或暗示地告訴家長：美國友人贈藥助臺灣，預防注射保健康。 其實，被美國友人贈藥唬住的，可不只有愛子心切的父母，或是那群故作英雄狀排隊等打針的光頭小男生。從1951年韓戰爆發之後，自由中國(Free China)成了臺灣在美蘇冷戰對抗下的新代名詞。在這個大帽子底下，原本是日本在臺殖民醫學重鎮的臺大醫學院(前臺北帝大醫學部)附屬醫院，於焉成為美國醫學的遠東盟友之一。1945年前敵對的雙方而今成為盟友，其改變處處可見。先別說設備與器械了，光是從護士服裝上的變化就不難看出些端倪。戰後初期的臺大醫院護士服，可跟後來標準的硬式護士帽與連身簡樸洋裝顯然不同，依然承襲著日治時期高聳的帽式，和帶著略有摺邊花俏的連身服。而在衛生宣導方面，戰後初期仍舊延續著日治時期辦理衛生展覽會與全民動員大掃除的作法，如1952年7月25日，臺北市衛生院在中山堂舉行衛生展覽會，以提高民眾對環境衛生、空襲急救以及傳染病預防的認識。展出各項衛生急救常識掛圖、模型以及標本；內容包括環境衛生，空襲救護，傳染病預防，健康檢查等。 同時期又有夏令衛生工作，宣導民眾注意環境衛生，防止霍亂、傷寒、痢疾的傳染，並呼籲接受預防注射，以確保健康。但此時這些行動的內容其實已經有了相當的變化；在醫療專業的場域，美國軍醫經常在醫學院裡傳授美國最新的醫療知識與技術。更有趣的是，作為美軍前驅醫學研究機構的美國海軍第2熱帶醫學研究所(NAMRU-2)，1961年也入境隨俗地延請和尚們唸經招渡亡魂，由研究所和臺大院長為實驗動物的亡魂上香、獻花、宣讀祭文時，這也正好是那個寫著「美國萬靈丹」的藥盒上標誌的使用效期時間。 1950-60年代是臺灣社會從戰火中重生的年代，也是臺灣醫療與公共衛生美式化的關鍵年代。一個寫著「美國萬靈丹」字樣的藥盒，或許是用藥者的戲謔之作，但又何嘗不是那時臺灣社會希望緊握美國盟友的期待？頂著自由中國頭銜的臺灣，將一切的希望押寶在這位盟友的身上，一句「美國萬靈丹」的殷殷期盼，豈是一個用罄的Streptomycin紙盒所能承載？以今非古，當年醫界也許不只是抗生素濫用，或許還有著害怕遭人「秋扇見捐」的憂慮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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