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熟讀清末中國近代史的人來說，那段歷史充滿著西方帝國主義的煙硝味。當船堅炮利的硝石硫磺爆發於中國土地之際，鴉片煙味也正侵蝕著中國人的身軀與意志。然而，1842年一群匿名的英國長老教會傳教士呼籲：「中國是我們的福音工廠！讓英國人的決心，送一些遠比鴉片及毀滅性戰爭更有意義的福音過去」；西洋傳教士於是蜂擁進入中國，其中有人根據聖經教義，堅信醫療傳道就是效法基督的行誼。許多傳教士於是利用慈善醫療作為傳教手段，他們期待透過治療肉體上的病痛，可以換得尋常百姓心靈上對於基督教的信仰。醫療傳教士們如此的信念，也是因為聖經記載，耶穌基督曾多次行神蹟治療病患，醫療傳教可說是效法基督的行誼。 基督新教在臺灣的宣教自始就是開啟於「醫療傳道」，馬雅各醫師（James Laidlaw Maxwell MA MD 1836-1921）乘著這樣的浪潮，成為首位登台的醫療傳教士。他連同漳州傳道陳子路、醫療助手（配藥生）黃嘉智、僕人吳文水等一行五人於1865年從打狗(今日的高雄)上岸，展開在臺灣的醫療傳教活動。清末抵臺的首位宣教師是英國長老教會的馬雅各醫生，他出生於蘇格蘭的愛丁堡，畢業於愛丁堡大學，也曾在柏林、巴黎大學深造，是伯明罕市總醫院出色的駐院醫生。
來到府城(台南)傳教的馬雅各，在繁榮的看西街進行免費醫療服務。然而士紳的疑懼以及百姓謠傳，指控馬雅各施行邪術，挖取人心、內臟和眼睛來煉製藥物與鴉片。控訴馬雅各的揭帖貼在許多地方的牆上，導致民眾包圍攻擊診所和教士。馬雅各向當地知縣求助，但仕紳、官吏卻表示愛莫能助。認為傳教士會行邪術和用迷藥害人，連處理馬雅各教案的清政府官員也大多對此深信不疑。看西街衝突發生時，英國駐打狗領事郇和（Robert Swinhoe）與台灣官員交涉，總兵曾元福雖批評民眾無知鬧事，但也抱怨馬雅各用人體製藥已觸犯大清法律；高長遭拘禁後，鳳山知縣凌樹荃要求英國官員約束馬雅各不要再用迷藥害人了；甚至閩浙總督英桂也認為這類謠言並非空穴來風。1865年7月9日，看西街醫館遭暴民包圍投石。馬雅各不得不撤退到旗後（今旗津），也將教堂和診所遷往該處。
所幸在旗後的歲月裡，馬雅各憑藉著善心與醫術，逐漸擺脫剖人製藥的陰影。1868年3月，在甘為霖牧師主禮下，馬雅各和未婚妻Mary Anne Goodall在香港結婚，5月返回臺灣。期間發生碑頭（今鳳山）教難，教會受到極大的迫害。在處理完該事件後，馬雅各希望在臺灣府重建宣教中心，因而將旗後、碑頭教會交給李庥牧師(Hugh Ritchie 1840-1879)負責，將醫館委託給後來成為熱帶醫學之父的萬巴德醫生(Dr. Patrick Manson)，而與吳文水、高長於該年底重返台南，再次展開臺灣府的醫療宣教事工。他們在府城內二老口典租一間大厝，作為醫館、禮拜堂、起居間，此屋教士會稱之為「舊樓」，民間則稱「許厝」。馬雅各醫師在今日俗稱的「舊樓醫館」服務至1871年返英休假，算是完成英國長老教會在臺灣醫療宣教的奠基工作。 其間英國長老教會先後派了德馬太醫生(Matthew Dickson 1842-1909 1871-1878駐臺)、安彼得醫生(Peter Anderson 1879-1910駐台)等來臺接續醫療宣教工作。1883年馬雅各再度來臺，可惜不久因清法戰爭之影響以及醫生娘身體違和而必須返國，就此結束他在臺醫療宣教的工作。安彼得醫生在1879年接任舊樓醫館，旋即發覺醫院空間有限，於是在1887年他假期屆滿返臺後，即著手計畫將舊樓醫館搬遷至現今新樓醫館所在位置。只是在於地主談妥購買土地並交付訂金銀元1800圓不久，即遭到地方人士以「傷害到地龍，危害地方」為由加以阻擾，簽約終告失效；直到1900年，才正式成立「新樓醫院」。
1901年馬雅各次子馬雅各二世(James Laidlaw Maxwell Jr. 1873-1951)來臺工作。他和護士太太兩人前後在台工作23年，培育年輕一輩的本地醫護人員，擴充醫療設施，增添蒸氣消毒與X光照射等設備，還設計升降機讓病患得以方便運送，並推行戒改鴉片、性病防治，關懷痲瘋病患，將新樓醫院建設為一所具有現代化規模的醫院。馬雅各二世並於1910年和上海的傑福瑞醫生(W. H. Jeffreys)一起出版《中國的疾病》(Diseases of China)一書，探討遠東地區疾病的傳染與防治。該書有很長的時間是有關亞洲疾病最通用的教科書。
原籍加拿大的戴仁壽醫生(G. Gushue Taylor 1883-1954)，於1911年接任新樓醫院院長，注重護理和衛生教育，並於1917年得陳大鑼之助，以白話字著有圖文並茂的《內外科看護學》(Lai Goa Kho Khan-Ho-Hak 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of Nursing)，作為新樓醫院訓練護理人員的教科書。這一本厚達675頁，內容豐富且以台語發音的白話字內外科看護學全集，在日治初期，成為新樓醫院訓練及教導更多醫護人員教科書。此期間馬雅各二世曾做了一趟臺灣南部、東部及離島的醫療傳道之旅，戴仁壽也有澎湖的醫療傳道旅行，意義重大深遠。1900-1930年間可以說是新樓醫院的全盛時期，設有為治療結核病者和「著猴」（指體弱、養育不良）之幼童的專用病房。其後，又有英國長老教會宣教師周惠憐（Percival Cheal，1919-1932期間在台）、李約翰（John Llewellyn Little1898-1953）等醫生領導院務，一直到1935年因政治局勢生變，交由南部大會經營為止。此期間也曾由楊雲龍、顏振聲兩位本地醫生擔任院長。楊雲龍任職新樓醫院院長期間，考慮到助產士對其產科之重要性，於是在1936年9月15日開辦『產婆(助學士)講習所』，且續辦了8年之久，訓練不少台南區之婦女，使她們熟知助產的工作，能貢獻其力量與技能於婦女之生產療程，給予婦科醫生許多協助。這些努力，使得新樓醫院成為日本殖民政府全面西化臺灣醫療體系前，臺灣社會面相西洋醫療的一扇門戶。當十九世紀帝國炮艦敲開中國門戶之際，西方傳教士們也試圖把治療身體與拯救靈魂的目標合而為一。馬雅各醫生父子兩代之奉獻，讓西洋醫學先驅的醫療傳道在謠言、敵視與烽火中於臺灣落地生根。 透過影像保存的兩代馬雅各醫師行宜與台南新樓醫院的過往，讓這段歷史更加浮躍紙上。影像中的文字、人物，乃至於建築物，不再是平面地勾勒於字裡行間，而立體地呈現於觀看者的腦海之中。瀏覽「典藏台灣」線上資料庫裡的「新樓醫院文物史料」，讓閱讀這段歷史，有了與馬雅各一起呼吸府城動盪、品味傳道醫學開拓時期爭議與煙硝四起的機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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