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熟讀清末中國近代史的人來說,那段歷史充滿著西方帝國主義的煙硝味。當船堅炮利的硝石硫磺爆發於中國土地之際,鴉片煙味也正侵蝕著中國人的身軀與意志。然而,1842年一群匿名的英國長老教會傳教士呼籲:「中國是我們的福音工廠!讓英國人的決心,送一些遠比鴉片及毀滅性戰爭更有意義的福音過去」;西洋傳教士於是蜂擁進入中國,其中有人根據聖經教義,堅信醫療傳道就是效法基督的行誼。許多傳教士於是利用慈善醫療作為傳教手段,他們期待透過治療肉體上的病痛,可以換得尋常百姓心靈上對於基督教的信仰。醫療傳教士們如此的信念,也是因為聖經記載,耶穌基督曾多次行神蹟治療病患,醫療傳教可說是效法基督的行誼。 基督新教在臺灣的宣教自始就是開啟於「醫療傳道」,馬雅各醫師(James Laidlaw Maxwell MA MD 1836-1921)乘著這樣的浪潮,成為首位登台的醫療傳教士。他連同漳州傳道陳子路、醫療助手(配藥生)黃嘉智、僕人吳文水等一行五人於1865年從打狗(今日的高雄)上岸,展開在臺灣的醫療傳教活動。清末抵臺的首位宣教師是英國長老教會的馬雅各醫生,他出生於蘇格蘭的愛丁堡,畢業於愛丁堡大學,也曾在柏林、巴黎大學深造,是伯明罕市總醫院出色的駐院醫生。 來到府城(台南)傳教的馬雅各,在繁榮的看西街進行免費醫療服務。然而士紳的疑懼以及百姓謠傳,指控馬雅各施行邪術,挖取人心、內臟和眼睛來煉製藥物與鴉片。控訴馬雅各的揭帖貼在許多地方的牆上,導致民眾包圍攻擊診所和教士。馬雅各向當地知縣求助,但仕紳、官吏卻表示愛莫能助。認為傳教士會行邪術和用迷藥害人,連處理馬雅各教案的清政府官員也大多對此深信不疑。看西街衝突發生時,英國駐打狗領事郇和(Robert Swinhoe)與台灣官員交涉,總兵曾元福雖批評民眾無知鬧事,但也抱怨馬雅各用人體製藥已觸犯大清法律;高長遭拘禁後,鳳山知縣凌樹荃要求英國官員約束馬雅各不要再用迷藥害人了;甚至閩浙總督英桂也認為這類謠言並非空穴來風。1865年7月9日,看西街醫館遭暴民包圍投石。馬雅各不得不撤退到旗後(今旗津),也將教堂和診所遷往該處。
所幸在旗後的歲月裡,馬雅各憑藉著善心與醫術,逐漸擺脫剖人製藥的陰影。1868年3月,在甘為霖牧師主禮下,馬雅各和未婚妻Mary Anne Goodall在香港結婚,5月返回臺灣。期間發生碑頭(今鳳山)教難,教會受到極大的迫害。在處理完該事件後,馬雅各希望在臺灣府重建宣教中心,因而將旗後、碑頭教會交給李庥牧師(Hugh Ritchie 1840-1879)負責,將醫館委託給後來成為熱帶醫學之父的萬巴德醫生(Dr. Patrick Manson),而與吳文水、高長於該年底重返台南,再次展開臺灣府的醫療宣教事工。他們在府城內二老口典租一間大厝,作為醫館、禮拜堂、起居間,此屋教士會稱之為「舊樓」,民間則稱「許厝」。馬雅各醫師在今日俗稱的「舊樓醫館」服務至1871年返英休假,算是完成英國長老教會在臺灣醫療宣教的奠基工作。 其間英國長老教會先後派了德馬太醫生(Matthew Dickson 1842-1909 1871-1878駐臺)、安彼得醫生(Peter Anderson 1879-1910駐台)等來臺接續醫療宣教工作。1883年馬雅各再度來臺,可惜不久因清法戰爭之影響以及醫生娘身體違和而必須返國,就此結束他在臺醫療宣教的工作。安彼得醫生在1879年接任舊樓醫館,旋即發覺醫院空間有限,於是在1887年他假期屆滿返臺後,即著手計畫將舊樓醫館搬遷至現今新樓醫館所在位置。只是在於地主談妥購買土地並交付訂金銀元1800圓不久,即遭到地方人士以「傷害到地龍,危害地方」為由加以阻擾,簽約終告失效;直到1900年,才正式成立「新樓醫院」。 1901年馬雅各次子馬雅各二世(James Laidlaw Maxwell Jr. 1873-1951)來臺工作。他和護士太太兩人前後在台工作23年,培育年輕一輩的本地醫護人員,擴充醫療設施,增添蒸氣消毒與X光照射等設備,還設計升降機讓病患得以方便運送,並推行戒改鴉片、性病防治,關懷痲瘋病患,將新樓醫院建設為一所具有現代化規模的醫院。馬雅各二世並於1910年和上海的傑福瑞醫生(W. H. Jeffreys)一起出版《中國的疾病》(Diseases of China)一書,探討遠東地區疾病的傳染與防治。該書有很長的時間是有關亞洲疾病最通用的教科書。
原籍加拿大的戴仁壽醫生(G. Gushue Taylor 1883-1954),於1911年接任新樓醫院院長,注重護理和衛生教育,並於1917年得陳大鑼之助,以白話字著有圖文並茂的《內外科看護學》(Lai Goa Kho Khan-Ho-Hak 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of Nursing),作為新樓醫院訓練護理人員的教科書。這一本厚達675頁,內容豐富且以台語發音的白話字內外科看護學全集,在日治初期,成為新樓醫院訓練及教導更多醫護人員教科書。此期間馬雅各二世曾做了一趟臺灣南部、東部及離島的醫療傳道之旅,戴仁壽也有澎湖的醫療傳道旅行,意義重大深遠。1900-1930年間可以說是新樓醫院的全盛時期,設有為治療結核病者和「著猴」(指體弱、養育不良)之幼童的專用病房。其後,又有英國長老教會宣教師周惠憐(Percival Cheal,1919-1932期間在台)、李約翰(John Llewellyn Little1898-1953)等醫生領導院務,一直到1935年因政治局勢生變,交由南部大會經營為止。此期間也曾由楊雲龍、顏振聲兩位本地醫生擔任院長。楊雲龍任職新樓醫院院長期間,考慮到助產士對其產科之重要性,於是在1936年9月15日開辦『產婆(助學士)講習所』,且續辦了8年之久,訓練不少台南區之婦女,使她們熟知助產的工作,能貢獻其力量與技能於婦女之生產療程,給予婦科醫生許多協助。這些努力,使得新樓醫院成為日本殖民政府全面西化臺灣醫療體系前,臺灣社會面相西洋醫療的一扇門戶。當十九世紀帝國炮艦敲開中國門戶之際,西方傳教士們也試圖把治療身體與拯救靈魂的目標合而為一。馬雅各醫生父子兩代之奉獻,讓西洋醫學先驅的醫療傳道在謠言、敵視與烽火中於臺灣落地生根。 透過影像保存的兩代馬雅各醫師行宜與台南新樓醫院的過往,讓這段歷史更加浮躍紙上。影像中的文字、人物,乃至於建築物,不再是平面地勾勒於字裡行間,而立體地呈現於觀看者的腦海之中。瀏覽「典藏台灣」線上資料庫裡的「新樓醫院文物史料」,讓閱讀這段歷史,有了與馬雅各一起呼吸府城動盪、品味傳道醫學開拓時期爭議與煙硝四起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