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織是一項古老的技藝，卻亙古不墜。至今，我們的生活仍然和編織有著各種聯繫，當代仍然有人在生活中進行編織，有年長者、也有年輕人，即便不編織的人們也在生活中使用各式編織用品，也許很多時候是在IKEA或MUJI所購買的。
編織是運用纖維材料製成用品，廣義而言可包含編、結、織、縫綴和繩辮等類型，所運用的纖維可包含棉、麻、藺草、月桃、林投、拉菲亞草、紙捻等天然與人造的材料。「編」的工藝，在臺灣經常使用的材料是竹、籐、草等，使用的技法包含交織編法、螺旋編法等，而在編之前還有準備材料的技法、編之後有器物塗裝（髹塗）以增加美觀和保存的技法。「織」的工藝，則是以棉、麻、絲等材料以經緯交織而成布匹，或直接使用、或視需要製成服裝或用品。 臺灣的不同族群都各自擁有其編織工藝。在原住民社會，陳奇祿在〈臺灣高山族的編器〉（1954）一文中曾指出，早期臺灣原住民的日用容器，有陶壺、木碗、匏瓢、皮囊和編籃等，其中編籃最為重要。因為只有編器一項，不僅各族均有，而且小者供作炊具食器，大者用以貯藏運搬，應用的廣泛與普遍，實遠超過陶壺、木器諸項之上。此外，泰雅族、太魯閣族、賽德克族都是擅織的族群。以太魯閣族為例，織布的重要性同時來自於物件的作用、以及織布背後的社會文化意涵。過去，太魯閣族的女性是為家人而織布，織成的物件包含被單、衣服、以及作為嫁妝的被單、甚至是出生和死亡時包裹身體的織布。族人應嚴守gaya（祖先的話、規範），在gaya的規範下男性應擅獵、女性應擅織，因此：不會織布的女人就非真正的女人、婦女必須要織布才能紋面、有紋面的男女才能結婚、女人必須會織布才能在死後通過祖靈橋到達祖靈所在的地方與祖先相聚。  圖3
  圖4
圖2至圖4為當代花蓮港口部落阿美族藝術家Rara Dongi（拉拉龍女）向部落裡的老人家學習，以山棕樹和刺竹的纖維所編製而成的用品。（陳怡方攝）
在漢人社會，編織工藝常見於農耕與漁獵的用具上，或日常生活用品。以苗栗苑裡藺草編織為例，自18世紀上半葉以來，起初為平埔族道卡斯族人採集野生的大甲藺草編成蓆子與日常用品，到漢人逐漸移墾進入臺灣之後向道卡斯人學習，開始以藺草編製各類用品並將藺草移植於水田，以至於日治時期在殖產興業的政策下將藺草編織發展為工藝產業，創造出大量的外銷帽蓆產品以及可觀的收入，在1990年代以來則是朝著文化產業、文化商品、生活產品設計、體驗工藝等方向發展。 「經緯之間—編織原住民生命故事特展」，目前正值展出期間。[1]此展覽以原住民女性的生命歷程為經、編織服飾文化為緯，交織展示泛泰雅（泰雅、太魯閣、賽德克）、排灣、噶瑪蘭、泛西拉雅族群的編織傳統和生命禮俗。由原住民女性觀點闡述幼時跟隨母親學習織布製衣所展開的女性生活歷程。[2] 若「經緯之間」特展讓我們看見的是，臺灣原住民織布的「傳統」樣貌，那麼這些「傳統」在當代經歷何種轉變以及呈現何種樣貌？首先，在織作所使用的工具上，從過去普遍使用的水平式背帶機（地機、腰機）來織布，爾後引進紐西蘭織機（高機）進行織布，近年來在政府的政策性推廣以至於發展觀光結合工藝體驗的風潮下，以桌上型小織機進行織作。在織布的材料上，傳統上以苧麻織布，到後來以交易而來、或由西方人士帶入的毛衣拆成的毛線來織布或裁剪成衣服，當代則是可以購買各式棉、麻線材來織布，或甚至是以工廠內機器生產的布結合手織布來製成產品。而產品的性質也區分為僅只一件的藝術創作品、少量的工藝精品、以及多樣多量的文化商品。
相較於以上各項改變，更重要的是，前述太魯閣族社會中遵從gaya、男獵女織的性別分工（且男性織布乃是禁忌）也出現轉變，當代不僅女性織布、男性也織布。當男性也織布時，織布便不僅止於訴說女性的生命歷程，男性織者的生活和生命也與織布緊密交織。以花蓮秀林的太魯閣族男性織者將博‧里漢（胡俊傑）為例，他出生於1980年代，最初是在自家的工作室向母親學習織布，進而和母親一起承接產品訂製、展覽邀約、課程教學等以織布為基礎的工作。他所使用的是紐西蘭織機，但在學習織布十餘年後，他卻渴望能夠學習以傳統地機織布，以及更廣泛的學習各種織的技藝，以便有足夠的織作語彙來傳達心中難以言傳的意念。然而，將博‧里漢並不認為自己是個積極傳承「傳統」的人，因為他從事織布工作並非為了「文化傳承」、而是因為這是自己想做的事，若將所做的工作稱為文化傳承，會讓他的想法變得封閉、東西反而做不出來，他希望自己的想法是開放而多元的。
當代同樣在從事編織的工作者，對於編織的傳統何去何從、或應如何做到文化傳承，想法各異、甚至相對。重要的是，因為他們都以各自的方式持續編織，這項古老的技藝才能在各個世代的臺灣人手中延續下去，滋養著每一代人的身與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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