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知識觀和知識組織的幾個觀察和思考
講者：吳美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講者首先以「認識決定知識的寬度」作為開場，論述其基本概念是從一個故事開始，向觀眾探問馮道是誰。 華盛頓大學圖書館在規劃設計和建造的過程中，匠心獨運、知識淵博的選了六位對人類知識出版和印刷卓有貢獻者，並依時代排序，馮道之後，後面接著的是古騰堡，這位十五世紀德國的活字印刷創始人就排在這一位十世紀的中國官員之後。
很少人聽過馮道是誰，為什麼他排在古騰堡前面？他是五代十國、十世紀的一個官員，他花了21年時間上奏進行木刻經書的出版，是中國歷史上首度大規模以官方財力印刷套書。儘管在思想史上佔據如此重要的地位，但卻因歐陽修與王安石對其評價不高，而隱沒在歷史洪流中。於是，講者開始反視其在圖書資訊專業的求學過程中，思想史與學術史的學習歷程，探問：「我們沒有學到思考、邏輯嗎？」
當講者思考這個問題時主要在想：究竟我們是否因為自己的偏見，而漏掉了重要的觀點？尤其當我們在談知識組織時，在最前面的範疇界定中我們很難完整界定，當我們受到歷史觀、偏見的影響而做了某種篩選時，有可能不盡完善。這是講者的第一個啟發。
而當實體物件進入到數位物件時，過去我們討論知識組織，實體物件重視盤點、排序、存放，一個蘿蔔一個坑的對號入座，所以我們以編目規則、圖書分類表、控制詞彙、索引典等為方法來進行管理。但是到了數位物件時無法進行盤點、需要有獨特的辨識號，重視的是資訊的流動、交換與複製，在方法上也可以從結構、內容、語意、交換標準等範疇來進行檢視。
在了解實體物件與數位物件的差異之後，我們會產生兩種觀點，一種是管理的觀點，一種是獲取的觀點。 管理的觀點，我們需要盤點知識有多少，訂定分類表、講求語意和語意之間的相關性。但若從用獲取的觀點來看，當時的需要是什麼才是重要的關鍵。一樣是地理空間，若從需求者來說，小學生在搜尋的和研究者在找的東西不盡相同，因此不能考慮語意的相關，而要考慮到情境的相關。
從管理的觀點來看，必須依照知識的前組合，把分類表排列好，將資料放進去。知識是以集結為主。設定了一個一個的抽屜，就像中藥行一樣，事先做好的組合，如圖書十進分類法、國會分類法，一一將相屬的內容放進去。 但若從獲取的觀點來看，那有點像是大風吹，是依照當時需求而進行的檢索，是以知識分析為主要方法，分析案例的特質，而非將資料歸納放入，因此在方法上是採索引法、主題詞表、多分類號法。
實體與虛擬的物件，管理與需求檢索的兩個觀點，對目前的知識組織有哪些影響呢？
講者閱讀了Karen Sparck Jones在1970出版的分類理論中，提出分類的三個要素：類別、物件和屬性。做分類表要窮盡範圍、物件和物件之間要互斥，分類法講求的是類別與物件的關係。
到了數位時代，8個分類法的意義就顯現了。改成中文的方法，如下表所顯示。
固定的方法是學術的方法，後面的屬性可以多重的話，就會成為多面向的分類法，兼顧彈性。回顧講者在中學上生物課時所學到的第一個分類法：界門綱目科屬種；大學在圖書館學系學習杜威十進分類法、美國國會分類法、主題詞表等；而在美國的研究所讀書時，學知識組織、分類，老師一定出一個練習題：將波赫士著名的中國某個百科全書中的14類動物重新分組。
我們檢視學科分類到文獻分類，到語意網絡的分類，隨著時間而有不同的發展。邏輯分類非常困難，一本書不可能只論及一種概念。不論是原住民族的知識觀、客家民族的知識觀，都無法只套用一種分類法。每一個物件都可以有很多的分類法，不要拘泥於一種分類法。
例如：美國國會圖書館用了54種標準詞彙來做Ontology，中研院做了詞彙的對照，口述歷史也進行人物的標記、人際之間的關係來對資料進行更細緻的分析。
Johanna Drucker（2013）曾經說過「沒有任何分類系統是價值中立的，客觀的，或自證的，所有的分類系統都是承自自己內部生產的思想印記」。從以上這些案例中，讓我們看到知識觀和知識組織的關係如此密切，而又如此幽微不易顯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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